凉山新闻联播 | 省总工会到我州开展“送温暖”活动

然而，那也意味着最高法院有可能干扰立法部门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化啊，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文化。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飞之后，面临很多社会道德的问题，政府于是决定要把儒家和道德教育引入，成立这个研究所，把新儒家学者都请到这里，做研究。

学者也一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就是看到并诊疗这些问题，思考怎样把问题改造好，而不能乱说话，乱说话就把病人医死了。中国传统《易经》说，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唯独变是不变的。法治周末：你如何看待法治在一个国家体系中的地位？郑永年：法治是国家制度里最最基本的，是所有其他制度的基础。公共知识分子要讲自己的公共责任。真正的文化来自草根法治周末：在您的很多著述中，文化都被放在一个根本性的位置。

有些学者感觉到，政治干预很讨厌，但如果是法，他就觉得自己心里有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新制度的引入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唯有各方开诚布公地讨论，才可能在真相的基础上达致和解。

限权意味着将权力变成众人监督的对象，唯有公开透明，才能使权力公有化。中国依靠制造业发展而快速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一个贸易型国家终归具有依附性，未来之路在于金融国家的构建，但是如果没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金融业难以生根发芽。当欧洲人在为如何构建欧洲宪政而争吵的时候，中华大地却在为要不要宪政而口诛笔伐，再一次印证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在政治光谱中的序列。法律与货币形塑了国家的形态，没有法律，暴力蔓延，没有基于货币之上的市场经济，财产归公，国家成为最大的掠夺者。

换言之，意识形态是对现有权力关系的确认与承认，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妥协与共识，枪杆子将成为政权唯一的支柱。中国左右两派在宪政问题上无共识，但在爱国问题上应该没有异议。

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几乎都没有学理逻辑，而充满了诛心之论，一些媒体做了超出它们职责与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权力公有也就防止了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尤其是财产的侵夺。宪政为人们提供了上帝、君主之外重组共同体的替代性选择，宪政不易，但值得每个人追求，同样需要每个人承担责任，推动宪政适应时代的变迁即使是被揭发的案例中，犯罪者也常常只受到行政处理，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气愤的父母会组成联合会计划采取行动。校方会为每一位学生分配心理辅导员，帮助他们渡过他们的痛苦，《预备校的捕食者》的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那时的我们正出于生命中的一个脆弱时期，作者写道。它们让人联想起近十年来轰动美国社会的一系列其它涉及长辈晚辈的性丑闻：2002年一组由《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揭露了美国天主教学校中猖獗的牧师对男童的性侵犯案例，同时引发更多受害者公开自己的经历。

很多时候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榜样，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却是如何利用权力骗取信任，如何目视前方缄口结舌。这些事件让人出离愤怒，而它们所引来的关注却多多少少鼓舞人心。

当我在2005年踏入美国私立学校校园时，我所见所闻正如这位作者在文中所发出感叹。许多长辈得知晚辈被性侵后的解决方法是连忙隐瞒事实，将孩子嫁到远处，这背后传统保守的意识仍旧扮演着很大角色。

最值得思考的是从该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到人们终于公开面对讨论它之间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艰难挣扎。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重要原因是美国社会价值观在该问题上发生的转变：那些来自于教师和长辈，曾经仅仅被认为是古怪、令人不舒服的行为现在被明确定义为道德上的越界，受到大众谴责。私立学校对于教师行为的规定已经滴水不漏。他们的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包括一条：辅导员不允许与任何大一学生谈恋爱，并严禁与新生以任何方式发生性接触。因为恐惧、无知与羞耻，极少数在事发当时将自己的经历公开，偶有学生将事情坦白于父母，父母告状于学校，一些情况下学校无动于衷，另一些情况下教师被私下开除，他们的行为却没有被公之于众，于是他们辗转到别的私立学校，又很快找到新的工作。对于成年人之间的师生性侵，今年3月刚被更新的《暴力侵犯妇女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中也做出清楚规定，要求大学对校园性暴力进行追踪、记录与上报，同时给予受害者明确的申诉权力。

另一个令我记忆犹新的例子是在我大学刚入校时，和其它新生一样，被分到一位新生辅导员，来帮助我们适应校园生活。这段故事被学校和学生传为佳话。

如今在这个话题被媒体提到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来审视中国在校园性侵犯问题上现存的制度及其曾经的演变，并将这个过程与该方面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做出比较。许多案子被当事人或犯罪人掩盖，最终不了了之。

将视线从美国私立高中拉向整个美国社会，就连这一波近期曝光的私立学校性丑闻案件的规模也并非独一无二。时间久了，我渐渐明白，这种界定和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大而化之体现的是两个国家在对于师生关系看法上一些本质的区别。

在此法案更新之前，美国各大校园在校规中已经明确规定教师与学生之间交往的界限，禁止教授与导师同自己所教授的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猥亵儿童的，依照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从重处罚。大部分大学——包括规章制度相比之下较为严格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校规中也同样找不到对该类行为的明言规定。这样卓越的进步，谁能想到仅仅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实现的？对于中国，这个过程将同样漫长。

这种社会风气的演变也使得学校本身努力改革，完善校规，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尽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通过这些案例纵观美国社会在对校园性侵与师德问题的社会态度的演变，最值得发人深思的不仅是法律法规如今对这类问题的严肃处理，也不仅是几十年前人们对此问题的疏于认识与羞于张口而造成的案例频发。

中国的现状看似和美国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大概许多中国人不会想到，美国在该问题上社会认知成熟到今天的程度的时日也并不长久。文章记录了一群少不更事的男孩如何在自己崇拜尊敬的老师的诱惑胁迫下，被屡次侵犯，甚至强奸。

起初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们或许会为这些骇人的事实而惊诧。今天，如果教职工从［霍瑞斯曼］以让人生疑的方式突然消失，如果学校里再次传出关于有威胁性的教师的流言，学生们会第一时间发手机短信传递信息。

然而在文章发表前后，许多起类似的故事开始在美国媒体中相继出现，受害者支离破碎的回忆拼凑出一幅几十年前形象光鲜的美国私立学校背后一层鲜为人知的阴暗面，证明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当我把这个故事复述给美国的朋友听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却常常是一句比较含蓄的嗯，这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们的表情写明了他们对这样的事例的看法复杂。而中国要走的道路则更远。美国庞大的男童子军(Boy Scouts)组织内前成员也在近些年陆续站出来，讲述几十年前发生在他们身上、在成年的童子军首领胁迫下的受到的性侵害。

尽管校园性侵一直时有发生，许多相关案例仅仅在近几十年才慢慢浮出水面，从而推动政府开始出台更为严格的相关法律。师生之间发生的校园性侵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大致可被分为两类：成年教师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与成年教师对成年学生进行的性侵。

对于前者，中国在现有的多部法律法规中都有所阐述，其中包括较为权威概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刑法》第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条：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在现实生活中，即便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该类案件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

然而中国社会却很少对师长这个角色的边界应划在哪里展开讨论。究其原因，除去被害者的顾虑、校方的遮掩和执法者的疏于执法，或许还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教师的地位。